然而，秘书监魏徵激烈反对温彦博提出的内徙河南的主张，认为突厥“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
温彦博坚持己见，辩驳道： “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针对魏徵的心腹之患的担忧，提醒他如以德怀之， “终无叛逆”。
魏徵亦不肯退让，举出晋初迁徙少数民族于中原，导致永嘉之乱，前车可鉴。“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
温彦博明确反对魏徵的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迂腐主张，再次强调德化必能使其归心的看法： “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
唐太宗面对众说纷纭的议论以及魏、温激烈的争辩，并没有使他无所适从，而是权衡利弊、择善而从。以往唐太宗对魏徵的诤谏，无不言听计从，唯有这次反常。可见唐太宗的民族观与魏徵有所不同，他有自己的主见，故不盲从。他的处置突厥问题想法正与温彦博不谋而合，故温彦博的主张也就是他的主张。
温彦博的“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的主张，是建立在信任突厥族归附后德化不乱的思想基础上的，他批判了魏徵的“养兽自遗患”的错误说法，是比较进步的民族观。魏徵着眼于晋初与唐初迁徙胡族于内地的形式相似的做法，而没有分别两代统治者的不同政策。众所周知，晋武帝对被徙的少数民族纯粹作为压迫、奴役的对象，反而加深了民族矛盾。温彦博对内徙的突厥族力主缓和矛盾，选择其上层分子参与政权，从羁縻的愿望出发，关系处理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