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孙中山把人类历史分为人与兽争、人与天争、国与国争、国内相争等几个时期，认为这是历史进化的规律，又是世界潮流的趋势。他说：“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他认为，历史的潮流是人民的心理和需要造成的。他说：“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
根据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和人民心理造成历史趋势的观点，孙中山注重人的能动性，提出了“突驾”说。他说：“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他认为，历史不一定是“拾级而上”的，只要人们“决志行之”，可以实现历史的跃进。中国学习西方，可以后来居上，来一个跃进，赶上或超过西方。这便是他所谓的“突驾”。他说，中国有悠久的文化，近来又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样下去，“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二）“知难行易”学说
在认识论问题上，孙中山主要探讨了心物、知行关系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知难行易”学说。他首先从“名实”、“形神”角度阐明了心和物的关系。他说：“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他所谓的言论，主要指经过科学方法证实的“真知”。同时，他肯定知依赖于行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们的知识是从“行”中得到的，也只有行才能知。他说：“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又说“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而后人之受之前人也，似于无意中得之。”知来源于行，也随着行的范围扩大及其发展不断增加。他说：“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所以，人们经历的事情越多，其知识也越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