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唐太宗还通过书面方式总结自己的统治经验，进行教育。贞观二十二年，他亲撰《帝范》十二篇，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篇目来看，是想系统地总结自己君临天下的统治经验，颁赐太子李治，作为他即位时效法的榜样。正如他在《帝范后序》中说： “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
唐太宗以抓帝王之纲的成功经验，谆谆善诱李治，要他知行合一、善始慎终。为此，他又在《帝范序》中告诫李治必须居安思危、小心谨慎：战虞兢兢，若临深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并郑重地指出： “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唐太宗在这份留给李治的政治遗言中，对自己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认为自己并非“尽善尽美”的全人，而是一个功大于过，益多于损的君主，告诫李治勿以他的“深过”而法之。教育李治学他的长处。不失有识之见。
总之，唐太宗之所以精心培养太子，目的是为保证“贞观之治”政策的延续下去，不至于中断。任何一个封建统治者寻找自己的接班人，都会考虑已行的政策的继承性问题，唐太宗当然也不例外。贞观二十三年，他病情恶化、处于弥留之际时，特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劫三人面托后事，对他们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情辅佐，永保宗社。“永保社稷”,就要善于守成，延续太宗行之有效的政策。前一年，他在《帝范》里对李治也提出守成的要求： “汝无我之功勋，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