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惨案由于吴佩孚下令镇压而演成“中国劳工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吴佩孚的“声望”由此而急剧下跌。吴佩孚曾经因其反皖“爱国”主张与“恢复法统”的高调而在社会各界和知识分子中颇有“声望”；第一次直奉战后他所高唱的保护劳工论调，亦引来不少人的好感；共产国际和中共一度也将吴列为革命阵营可以争取的重点对象。“二七惨案”的发生，使曾经环绕在吴佩孚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事实证明，在各派军阀中，吴佩孚不过是与其他信奉武力至上的军阀并无二致的军阀；在直系内部，拥吴佩孚的洛派与拥曹锟的保派也并无根本区别，他们对待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的态度如出一辙。社会各界对直系以及吴佩孚的观感从此一变，可以说，二七惨案是直系在政治上走下坡路的开端。对京汉路大罢工以及二七惨案的全过程有大量报道的《晨报》这样写道：“此次京汉路发生风潮，本报曾据实记载，以告阅者。乃日来警厅方面颇有当局对于本报将有不利之警告。记者天职，本在报告新闻，自不能以势力之加，改吾常度。但终因审慎从事，不能痛快直陈，致难餍阅者之望，或亦难免……若徒以防川之术，钳制舆论，恐非国家前途之福，抑岂高拱在位者所能长此安富尊荣耶。”其间蕴含对当局及其后台直系的不满与批评明眼人一望便知，无须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