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瑞按了门铃。一位衣着朴素、笑容可亲的中年妇人出来应门，带我们到临街的客厅，向我们收了参观费后，笑说：“楼下楼上，随意参观，恕我不奉陪了。”像切恩街其他的西向楼房一样，卡莱尔的故居也是三楼一阁，地下另有厨房。偌大的一幢房子，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天井和花园，当年卡莱尔付的租金，却是每年三十五镑。卡莱尔和夫人在里面住了那么多年，房东数易其人，房租却始终不变，也可见得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有多安定，比起我在伦敦朋达旅馆每天十八镑的租金，真是隔世之别了。
我和榆瑞从前厅到后厅，又从后厅到毗连后院的瓷器储藏室，在底层巡礼了一周。客厅相当宽敞，每间约有四百多平方英尺(1)，印有花叶的墙纸令四壁在秀雅之中别具温暖之感，典丽的花毡覆盖前后客厅的地板，后客厅的长窗外，园中的树影扶疏可见。当日卡莱尔夫妇搬进来后，雇了三个木匠，在卡莱尔夫人的监督之下，足足扰攘了一个星期，才把这几层楼的内部刮垢磨光，修整一新，卡莱尔和他的夫人都勤于写信，且以书简的文采见称。他们对新居的满足之情，在给亲友的信上充分流露。卡莱尔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新居真令人惊喜不已：这房子十分宽大，空气流动，房间整洁，一切都充足有余。样式的不合时髦是到了极点，但住来舒服适用也到了极点……我实在当不起这种福气。”卡莱尔夫人定居后不久，在信里这样告诉朋友：“喏，我居然来了伦敦，而且在泰晤士河畔新租的屋里若无其事地坐着，真是好妙吧？我们找到的新居真正不凡，格式是极为古色古香，很合我们的脾气；墙上都镶着壁板，雕着花纹，看起来有点古怪，一切都很宽敞、结实、合用，而壁橱之多，尤能令蓝胡子之流感到满足。两星期前，屋子前面还有一排老树，却来了几个神经病的伦敦佬，把它们连根拔走了。屋后有一个花园（姑且美其名曰而已），凌乱不堪，却也有两树葡萄，当令的时候可产葡萄两串，据云‘可食’，更有胡桃一株。我从树上摘下来的胡桃，几乎可值六个便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