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秦汉时期的统治思想经历了由法家、黄老到儒家的变化，文化政策也相应进行了从强制性统制到宽弛放任，再到由禄利之路诱导而趋同的调整。
秦孝公时商鞅用法家思想指导变法，秦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此后，秦历代统治者基本尊奉商鞅确定的统治原则，国家大治。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重用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吸收新的法家思想成果，处理内外政务，促进了统一事业的完成。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继续执行法家路线，实行全面专制统治，把严刑重法视为建立大一统秩序的关键。
秦始皇看到了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为适应建立、巩固大一统政权的需要，在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统一举措的同时，也采取了思想文化上的统制措施，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强行统一文字、度量衡和货币，甚至对人们的伦理行为也作出强制性规定，要求做到“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7]，使人们的文化和思想行为在法家路线下统一起来。
发生于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事件，标志着秦皇朝的文化专制政策推行到了极致。当博士淳于越以古非今，对时政提出批评时，李斯起来反驳，提出禁锢文化，以彻底扫清新政障碍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个建议得到秦始皇的批准，并在全国实行。韩非子为使弱国强盛起来而提出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设想，在这里变成了现实。次年，秦始皇又制造了与“焚书”异曲同工的“坑儒”事件，让人们领教了文化专制主义是何等可怕。秦始皇御用的方士卢生、侯生等人，因不满意秦始皇的专制主义政策而逃亡。秦始皇大发淫威，他以为“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读书人实在不可信任。“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