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些应酬费时费力，但我仍旧没有失去独自散步的喜好和习惯。我经常在湖边久久地漫步，但我那习惯思考的头脑并没有闲着。我在琢磨我已拟就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我马上就要谈到这本书；我在构思一本《瓦莱地方志》以及一部散文悲剧的大纲，主题是吕克莱丝[20]，尽管她已不再能上法国的任何舞台，我仍斗胆地要表现她，以期使嘲笑者黯然。与此同时，我还在试着译塔西陀，已经译出他的史书的第一卷了，大家可在我的文稿中找到它。
在日内瓦待了四个月之后，我于十月份回了巴黎。我没有从里昂走，免得碰到戈弗古尔。因为我打算春天才返回日内瓦，所以，冬季里，我便恢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主要的是看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那是我让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我同雷伊是刚在日内瓦结识的。由于此文是题献给共和国的，而且这个题献可能会使国民议会不开心，所以我想等等看这一题献在日内瓦产生什么效果，然后再回日内瓦去。效果果然对我不利。这个题献是我在最纯洁的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写出来的，可却偏偏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一些敌人，在市民中引发了嫉妒。舒埃先生当时是第一市政官，他给我写了一封客气但冷淡的信。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A第三号中看到这封信。我从个别人那儿，特别是德吕克和雅拉贝尔那儿得到了一些恭维，仅此而已。我没看见有哪个日内瓦人真正感激我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使所有注意到的人都愤愤不平。我记得，有一天，在克里希的迪潘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常驻代表克罗姆兰和米朗先生。米朗先生在席间说，国民议会应因此书而奖赏我，并公开赞扬我，还说，如果不这样，便有失体统。克罗姆兰矮小黝黑，为人卑鄙险恶，当着我的面他没敢吭声，但却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令迪潘夫人觉得好笑。这部著作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的夙愿而外，就是那个公民的称号，那是先由我的朋友们，然后又由公民循着我朋友们的样子赠予我的，可后来，却因为我与这一称号太相般配而又失去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