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75]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76]
如果说，化学、政治经济学这样的科学都存在着术语更新的话，那么哲学理论上的革命自然也无法逃避这个问题。要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要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不对马克思新创制的术语和他继续沿用的黑格尔的术语的内涵做出具体的分析。假如这方面的分析是缺席的，我们的理解将是肤浅的、简单化的。应当看到，以英国学者柯亨（G.A.Cohen）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借鉴。
我们提出的第八个阐释性的概念是“含义差异”（difference of implication），即同一术语在不同的使用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含义上的差别。探讨含义差异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分析同一个术语在被同一个理论家在不同场合和不同历史时期使用时含义上存在的差异；二是分析不同的理论家在使用同一个术语时赋予它的不同的含义。总之，在规范性的理论研究中，对一些反复出现的、重要的理论术语的含义差异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下面，我们试图运用这些阐释性的概念，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理论关系做出总体上的、非比喻性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