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是虽是带兵将领，而用之于幕僚身上也是有相似之处的。在曾他在曾国藩的《书札》与《批牍》中保留不少文字，对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瀚章在主持江西赣州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禀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
曾国藩尤其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培养。有的人，如张裕钊、吴汝纶文学基础很好，曾国藩就令其在幕中读书，专攻古文，以求发展，而不让他们做具体工作，征得他们的同意，也不荐举做官。大将鲍超，英气勃发，勇猛惯战，但学养浅薄，缺乏心计。在作战中，曾国藩常让他冲锋临阵，却不准其参与军机谋划。
曾国藩在聚集与培养人才方面的确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他自己讲育才之道约有三条：日访察，日教化，日督责。探访如鸷鸟、猛兽之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须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也正因为这一点，曾国藩幕府对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像有人评论的那样：“公任兼圻，虽于幕府外设书局、忠义采访局以安置士人之贤者，而薪俸仅足赡其家，但能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不少幕僚受其感动，拜他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