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诗界革命”到南社诗人，进步诗派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将诗歌革命进行到底。如康有为等改良派在民主革命到来之际，迅速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了历史发展的绊脚石。梁启超也在康有为的牵制下和各地保皇党人的影响下，思想日渐落后于时代，甚至曾经为袁世凯效力。他后期的一些诗歌，如《人日立春》《十六日志恸》等，反映出他的保皇倾向和害怕革命的阴暗心态。袁世凯复辟后的南社也发生了急剧退化，一部分社员思想趋向消沉，甚至被袁世凯收买，完全走向反动。南社内部也因“唐宋之争”开始分裂，形成了严重的派性对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来后，不少南社社员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少人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这样南社便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逐渐解体了。对于诗歌形式的革新，从“诗界革命”到南社诗人，都没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梁启超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柳亚子则说：“形式宜旧，内容宜新。”[12]他们都是采用旧瓶子装新酒的办法。新内容虽然能够用旧形式来表达，但它必然受到旧形式的局限，这是从“诗界革命”到南社诗人始终未能完全解决的矛盾。随着诗歌的向前发展，新内容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新形式，从而达到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这一问题只有到五四新诗出现以后才能得到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