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从秦国发展成为秦皇朝后，为什么反倒招致速亡呢？贾谊认为，这完全是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所致。第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认为，“兼并”时期与安定时期应有不同的政策，叫作“取与守不同术也”。可是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用对付六国诸侯的办法来对待民众，这是极大的错误。第二，“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企图用愚民政策来巩固“万世之业”，却没有制定出如何进一步安定“黔首”的政策，这跟秦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安土息民”政策相比，同商鞅变法时实行的有关政策相比，自是一个历史的退步。第三，是“多忌讳之禁”，拒绝谏谋。贾谊指出，秦皇朝在政策上的错误，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来的，即“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但“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是因为“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人们只好“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这种紧张的政治局面，同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广揽人才、认真听取各种富国强兵之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气氛实有天壤之别，就是同后来的一些英明的封建君主肯于纳谏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贾谊感叹地说：秦末，“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秦二世时，非但不知改弦更张，反而使这些错误的做法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陈胜等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3]，最后导致秦皇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