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而言之,儒者都是现在志在衣食,大些则志在富贵的读书人。侠者则成为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了。我们不否认,有少数不是这样的人,然而少数总只是少数。究其原理,因为在生物学上,人,大多数总是中庸的,而特别的好和特别的坏,同为反常的现象。所以我们赞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数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赞成认现社会的制度为天经地义,责成人在现制度之下做好人,陈义虽高,终成梦想。直到汉代,想维持此等阶级精神,以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的,还不乏其人。试看贾谊《陈政事疏》所说圣人有金城之义,董仲舒对策说食禄之家不该与民争利一段(均见《汉书》本传),便可见其大概。确实,汉朝亦还有此种人,如盖宽饶,“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儿子步行戍边,专务举发在位者的弊窦,又好犯颜直谏,这确是文臣的好模范。又如李广,终身除射箭外无他嗜好,绝不言利,而于封侯之赏,却看得很重。广为卫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儿子敢,因此射伤卫青,又给霍去病杀掉,汉武帝都因其为外戚之故而为之讳,然李广的孙儿子陵,仍愿为武帝效忠。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而且“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见《汉书·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这真是一个武士的好模范。还有那奋不顾身、立功绝域的傅介子、常惠、陈汤、班超等,亦都是这一种人。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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