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中后期的官场风尚与士人风尚
明代官场风尚与士人风尚，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前后期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演变轨迹，并给予政风、民风以巨大的影响。元朝末年，法度日弛，纲纪不振，追逐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眼前利益，贪赃枉法，苟且因循，是统治阶层的社会心理特征。内外诸官皆安于苟且，不修职事。明初“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158]，这是导致官场贪墨之风沉渣泛起的直接原因。有鉴于此，明太祖运用法外用刑手段严厉整肃，从而使这种不良的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制和收敛。于是官场恐怖，为官如履薄冰，唯上是尊、谨慎政事、明哲保身成了统治阶层的社会心理特征。史料描述当时的情景时，曾云：“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159]不但京官伴君如有“伴虎”之惧，而且外官也是如此，“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为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160]。丝毫未有“天高皇帝远”的惬意游闲，而是如临深渊，高度紧张，不敢有大意懈怠。明初的矫枉过正，使统治阶层出现了两个极端的社会心理倾斜，潜伏着新的矛盾和危机，但客观上却孕育了封建官僚体系良性运转的社会效果。官吏在高压钳制下，不得不注重政治利益和封建体制的整体利益，抑制私欲，约己谨慎，为政效率提高，务实求治，奋发向上，渐成官场的主导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