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提出人们用以逃避自由的机制有三种：第一种是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ism），即追求强大和权威，剥削和支配别人，致使他人在精神和肉体上痛苦不堪，以克服自身的自卑感，弗洛姆以此来解释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第二种机制是毁灭（destructiveness），即人们以毁灭和破坏来逃避对自己具有威胁性的环境。弗洛姆甚至认为，所谓的义务和爱国主义都是潜意识里对毁灭行为的合理化，目的是克服无助和疏离感。第三种是主动从众（automaton conformity），弗洛姆认为大多数人都使用这种方式来逃避焦虑，即努力表现得和所有人一样，放弃自我，投入大众之中，成为整个工业社会大机器上的一颗没有个性的螺丝钉，希望没有人注意自己，从而可以暂时逃避与众不同和自由所带来的威胁。
那些没有使用上述三种逃避机制的人，则有希望成功地保持自身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他们了解真实自我的可贵，并且十分地珍惜，所以他们能从生活点滴中获取生命的意义和乐趣，能够自然地表达内心的情感，懂得爱，并能从中寻得幸福和快乐。弗洛姆把这种自发地继续个体化的过程称作积极自由。
（二）疏离
所谓疏离感（isolation）是一种“身在异乡为异客”，无根飘零，总好像在流浪的感觉，连自己对自己都觉得陌生，无法掌控。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决定了人不得不成为他人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成为庞大经济机器的附属品，人们因而感觉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自己仿佛跟自己失去了联系，飘忽在半空中，就像是个物品一样，虽然也有感觉，也有常识，但无法跟他人及这个世界建立建设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