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东汉末年的畸形道德观念，问题的根源出在哪儿呢？根源在于：道德的形式主义。
东汉末年的人特别看重道德——请注意，是“看”重道德。一个人有道德，要能够让人们看得见。这样一来，人们追求的就是道德的外化形式，特别担心自己道德这么崇高，别人会不知道，就每天挖空心思，怎么能让道德表现得更加骇人听闻一点，争取能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们就每天琢磨着作秀、炒作、哗众取宠，这样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出名的人，往往都是装出来的，都是伪君子；而真正有道德、有才能之人，反而默默无闻。
这种变态的道德观念，再搭配东汉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东汉的选官制度是一种推荐制度，而且往往推荐名气大的人。因为道德这个东西，本身没法量化，只能看舆论风评。而能够激起一时舆论风评之人，往往没有真才实学，只会夸夸其谈，名过其实，清谈误国。
北宋苏东坡的《议学校贡举状》，专门评论以道德取人才的制度。他说：以德治国，本身是没有错的，但“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德治的关键，是君主率先用道德要求自己，表现出正当的喜好与憎恶，以此为民间做表率。如果专门设立一个以道德取人才的制度，那就是教天下人都来做伪君子。比如君主以孝顺这种美德来取人才，那么就会产生种种怪异的事情，比如勇敢的人就割大腿上的肉给母亲吃，胆小的人就住在坟墓里面来服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