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思想。章太炎也曾经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发表后，他曾致书梁启超表明了这种意向，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13]他在致吴君遂书中，也再三说到关于通史撰述的问题。章太炎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于《訄书·哀清史》篇的附录，即《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章太炎对历代正史不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他不同于梁启超的地方。他认为：“自黄帝以逮明氏，为史二十有二矣（原注：除去复重《旧唐书》、《旧五代史》二种）。自是以后，史其将斩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橈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14]他认为自明以上，历代史书尚有可取之处。章太炎说的“史其将斩乎”，是指“清史”而言，故有《哀清史》之作。他认为：清史之作，“大凡纪传，财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所因缘。私传碑状，虽具道委曲，大氐谀诬也。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朱紫玉石，贸然淆矣”。他在上一篇《哀焚书》中尖锐地指出：“焚史隐恶，至今而弥甚。”“长国家者不务子孙万世之计，而肆忿悁于一眴。方是时，则诚满志矣。数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则不远。”他对庚子之变后，清皇朝诏焚《中西纪事》、《海国图志》等书，尤感悲哀。他的这些话，揭露了清皇朝对撰写本朝史的控制之严。章太炎对于完全更改传统史学“义法”的主张持慎重态度，他写道：“或曰：西方晰人之史，种别为书。若汉之十志，与《儒林》、《货殖》诸传，述其委悉，皆可令各为一通，与往者二十二家异其义法。今作史者，方欲变更，虽斩焉无忧也。抑吾未闻事迹不具，而徒变更义法者。夫近事闻其省，不闻其敕，故骋而上襄，以造《中国通史》。”[15]可见，他认为仿效“西方晰人之史”，必以阐述“事迹”为基础，若“事迹不具”，仅仅“变更义法”，是不可取的。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结构可概括如下：第一，强调贯串“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的哲理阐述。章太炎肯定《通典》、《文献通考》二书近于“分析法”和杜佑的“评论”，肯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近于“演绎”之法，认为他们的缺陷是：“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他认为清代考史学者王鸣盛、钱大昕等治史，又有“昧其本干，攻其条末”之弊。而他所撰《中国通史》的主要宗旨是“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以今言之，即注重理论，把握历史变化“之所原”这一基本主线。第二，主张“分时”与“分类”相结合。他指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即以事类为经、时代为纬，互相补充。他认为划分时代的作用，“斯在扬摧，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条其事类即“各为科目”的作用，在于“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第三，认为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章太炎认为，“史体变迁，亦各殊状”，其中应以反映思想进化为主。他指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尘翳而已，已既能破，亦将能立。”他认为，破与立主要不在外在形式，而在内在思想。因此，他不是简单地摒弃前人的遗产，而是把它作为研究的对象，并在研究中贯彻自己的新见解。章太炎是赞成“新史学”的，但他的见解显然比梁启超《新史学》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要深刻得多，包含着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自觉意识。章太炎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他的《中国通史》的结构：一是《典》，记制度；二是《记》，记重大事件始末；三是《考纪》；四是《别录》，记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有关的人物；五是《表》，《帝王表》和《师相表》以省《考纪》、《别录》之文，《文儒表》以明儒林文苑之“次第”和“统系”，《方舆表》和《职官表》以救地理、百官“繁文难理”之弊。这是由五种体例结合而成的一部综合体《中国通史》的框架。清初马骕撰《绎史》，已有此意，但他还局限于传统史学的藩篱之内，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结构，却已注入了“新思想为主观”的历史哲学，反映了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在中国通史撰述构想上的新进展。第四，提倡综合研究和“旨在独裁”的史学方法与治史风格。章太炎认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举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都应予以吸收，而“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他主张充分利用神话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新材料，参考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以扩大史料的范围，丰富历史研究的理论。章太炎尤其强调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认为：“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这些认知和方法，都反映了以“新思想为主观”的原则。章太炎强调指出：“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他说的“旨在独裁”，是认为治史应提倡提出独立的创见。他认为：“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16]这说明他的“旨在独裁”的创新精神又是同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在一起的。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