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规划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1]
卡西尔认为，动物只有信号，没有符号。信号只是单纯的反应，不能描写和推论。他解释说，动物世界（如类人猿）最多只有情感语言，没有命题语言，而人则具有命题语言。情感语言只能直接简单表达情感，不能指示或描述任何事物。但命题语言就不仅能曲折细微地表达情感，而且还能指示、描述、思维等。因此动物与人类对外界的反应是不同的，动物是直接的迅速的反应，人则是应对，应对常常是间接的迟缓的，是被思想的缓慢复杂过程所打断与推延的。“应对”常常是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之间的区别，这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真正的分界线。人因为拥有符号因此创造了文化。他的公式是这样的：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语言、神话、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历史等）。人、符号与文化三位一体。符号思维、符号活动因为不是直接的单纯反应式的，因此符号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都是意义系统。符号论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就是指蕴蓄在人的“灵魂”深处的精神文化、观念文化。文论作为文化“扇面”的一角，与文化“扇面”的其他部分是密切相关的。文论与哲学、文论与历史、文论与宗教、文论与艺术处于共生与互动的关系中，因此我们要了解中华古代文论的观念和变化，都必须将其放置于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加以把握，才有可能把中华古代文论的形态和种种深刻而精微之处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