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一次，他们给我寄来一份巨大的正式表格，让我把掌管的鹤嘴锄、战壕挖掘工具、铁丝网、毯子、铺地防潮布、急救装备、波状铁皮、罐装李子和罐装苹果酱的数量和情况填写清楚。我只是在每一项下面画个圈，就送回去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在伦敦，有人在安安静静地填表，然后人家会寄送出更多的表格，他又要填这些，一直这样持续下去。那时候的事就是这样。掌控战争全局的神秘高层忘了我的存在，我无法唤起他们的记忆。我在一潭死水中，哪儿也去不了。在法国待了两年，我心中的爱国主义情怀燃烧得不那么旺了，我想从战争中出来。
那是海岸上一个非常孤独的地方，除了几个不知道打仗这回事的乡下人外，再没有别的人了。走四分之一英里，来到一座小山的下面，海水正隆隆作响，冲上巨大平滑的沙地。一年中有九个月都在下雨，剩下的三个月是足可以把大西洋吹跑的狂风。在那儿，除了我和普莱维特·利伯德，再加上两座临时军营——一座有两层，瞧上去挺漂亮的，我住——还有那十一罐腌牛肉。利伯德是个脾气暴躁的老恶鬼，从他嘴里问不出太多的话，我只知道在参军前，他是一个市场园林工人。这家伙很快便重操旧业，瞧着也挺有意思的。那时候，我还没来十二英里配给站，他已在一座军营周围开出来一小块地，开始种土豆了；秋天，他又开了一块地，足足有半英亩；1918年初，他又开始养鸡，夏天还没过完，鸡的数量已是相当可观了；年末，他突然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头猪。我觉得，这个老家伙根本不知道我们在那儿正在做什么。西海岸国防军是干啥的，到底存不存在，这些他一概不知。就算现在得知他仍在十二英里配给站那地方养猪、种土豆，我也不会感到吃惊。我希望如此。我祝他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