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论“专史的做法”，包括五种专史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梁启超所说的“文物的专史”又包含以下这些内容：经济专史、政治专史、文化专史。而“文化专史”又包括语言史、文字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其中，“学术思想史”则又包含道术史、史学史、社会科学史、自然科学史。在梁启超看来，“史学史”是属于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否合理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史学史”作为文化专史的一个方面被正式提出来了。[12]
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一门专史是否被明确地提出来，对于这个专史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一，相关的研究可以据此形成共同的出发点和发展目标；其二，这一研究在邻近的专史中才可能找到和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而丰富了专史的门类，促进了学术史的发展。“史学史”这一观念的提出，不仅把中国史学上久已存在的史学史意识推进到更加自觉的境界，而且使它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史的属性，从而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在讲到研究“文物的专史”的重要性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