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古典的”人论并没有穷尽古希腊有关人性的探索。在早期的酒神宗教、赫拉克利特关于真正的本体是流变与活火的观点,尤其是在希腊悲剧中酒神精神主题的逐步发展中[5],现代生机论和浪漫主义者都可以找到其先驱者。在俄耳甫斯教仪(Orphism)和毕达哥拉斯主义那里,同样预制了后来的神秘主义。对现代文化发展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根据其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所提出的人论,认为人不是以其独特的理性而置身于自然之外,而是整个儿作为自然的一分子。这种古希腊唯物主义绝不比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缺少理性主义色彩,但是,它将宇宙中的内在理性还原为机械的必然性,并试图以这种机械主义的方式来理解人。通过斯多葛哲学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主义的融合,现代文化获得了用来表述其某些最具特色的人性解释——主要是自然之子的解释——的理论。
必须留意的是,虽然相较于基督教人性观,古典人性美德观不失乐观(因为在人类人格的核心中没有发现缺陷),虽然它(古典人性美德观)对理性人的美德也充满信心,然而,对于所有的人是否都有美德或者快乐的能力,古典人性美德观却没有与现代人分享同样的信心。于是,在古希腊生活中弥漫着一层抑郁的气氛,这种气氛与今天垂死的资产阶级文化中普遍的乐观主义形成最为强烈的对照,尽管后者假定其只是恢复了古典世界人性观和希腊人性观。在《伊利亚特》中,宙斯宣告,“据我看来,所有在地球上爬行和呼吸的生物,惟有人最可怜”。从荷马时期到希腊化时期,这种观点如同一条从不间断的链条贯穿着整个希腊思想。短暂的生命期与过高的死亡率是促使希腊人郁虑的主要原因。无论是柏拉图对生命不朽的确信,还是伊壁鸠鲁关于无须害怕死亡的劝告,都无法使古希腊人从这种郁愍的气氛中摆脱出来,因为在坟墓的另一头无法保证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