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梁头也不抬地说：“恒达，我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还是让他们请刘市长吧。”
我点点头便离开了，在走廊里刚好碰上了黄小明，我见他腋下夹着一本书，便好趣地问：“小明，研究什么经典呢?”
黄小明惆怅地一笑说：“去资料室找了一本《史记》，想琢磨琢磨汉武帝和司马迁到底谁更伟大。”
从政之人谁不崇拜汉武大帝，司马迁再伟大也不过是个文人。不过，黄小明猛然冒岀这种想法倒让我颇为不解，为了套出黄小明的真实想法，我抛砖引玉地说：“司马迁怎么可能与雄才伟略的汉武帝相提并论，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文化形态的定格、政治制度的奠定影响之大，在古代帝王中首屈一指。”
黄小明听了我的话却不屑地反驳道：“杨处长，你这是在夸刘彻‘罢黜百家、独善儒术’的做法吧？以我看来这种思想上的独裁比政治制度上的独裁对民族生机的扼杀更令人发指。陈胜、吴广说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武帝不过是皇权专制的独裁者，天下是刘家的，皇帝是他的工作，干好是他的职责，有什么可炫耀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之重就重于泰山，司马迁置屈辱、生死于脑后，却不堕凌云之志，以血做墨，以心灵为纸，完成了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作，更是他做出的‘重于泰山’的人生选择。司马迁之笔是千古无二的，而汉武帝虽为千古之帝，但绝非无二。更何况《史记》不仅是一部光照千古的史书，更是一部毫不忌讳皇家体面的‘谤史’，在那个封建皇权专制的时代，能有这样的勇气写出重于泰山的‘谤史’，非有大无畏的精神不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歌功颂德者，缺的就是批判精神。我们为什么缺少批判精神？就是因为前有专制社会开端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到专制社会末期的大清朝登峰造极的‘文字狱’，整整扼杀了一个民族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