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一个无“历史”的国度，后世甚至要靠玄奖的（大唐西域记）去寻找他们的历史；同样，佛教也是一门无“历史”的学问，它讲究的是一种“瞬间永恒”的境界。而黑格尔指出：“……‘历史’又是一种主要工具，可以用来发展和决定‘宪法’——这就是说，一种合理的政治状况；因为‘历史’是产生‘普遍性的东西’的经验的方法，因为它给各种观念成立了一个永久的东西。”同样，印度文化充满了诗意的想象，佛教也是一种抽象的思辨，人们不难发现，魏晋至唐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如何如火如茶地发展起来，一直达到了李白这个高峰，呈现出了与西汉时期文学完全不同的风格与特征。至于艺术上更是如此。
作为统治者的历史观， 自然不可以上升到析学的角度。但是，“贞观之治”却是在唐太宗好黄老之术之际出现的。他主张“抚民以静”，本身就是尊重百姓自身的发展，不把上面的意志强加于他们，他自然是深知“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其时的哲学思潮，正是魏晋以来的本体论哲学的延续，“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应该也不可能借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权威、偶像，以至于呵佛骂祖……这些与治国的重人事而不重祖宗之法、重事实而不重“历史”沿袭的伦理，恐怕是不无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