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当时许多来自国外学者的调查研究也表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封建性因素的存在并不是偶发的个案事实，“中国地主对于佃农的拘禁体刑，在相当广泛的范围中，自江苏省南通县、昆山县、无锡县、吴江县等至广东省东江、高莎，现在都还明显地存在着”④。此外，对于浙江、海丰及“各地的子女抵押，使我们想起了中世纪地主底初夜权遗迹……中国底农民，在现在，也在被如此地凌辱!他们是农奴的。中国底地主对于佃农的关系，是封建的，是太封建的”⑤。
当时，《东方杂志》对各地农村社会做过较为系统的调查，很多调查者认为：“地主与佃农之间常有一种主仆的现象发生，虽然这也不完全似从前俄罗斯的农奴制度。”⑥在淮河流域和广东一些地区，农村调查发现，“佃农个个都有自由贡献他们的劳力，以供地主驱使的义务——毫无代价的义务”⑦。学者们并不是在“概念误植”中随意以“封建”来裁定现实，而恰恰相反，是在现实的基础上予以学理性的再认识。“在中国的租佃关系上，有的是血缘关系、戚友关系以及主奴关系，单纯的契约是不存在的。”①就中国乡村社会现状来看(指1924年),一方面，“目前仍残余存在的封建意识和几种显著极不合理的业佃关系——昆山城市乡镇多有这种押佃所的设立”②;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好的耕田，十九都是属于大地主或富绅们的……所有田庄一切管理大权，都委托给‘管事’办理，当管事的‘家臣’们”③。这与美国学者卜凯(J.L.Buch)的农村调查中所说的“(中国底)地主，全将佃农看作奴隶”④的结论也是一致的。显然，对这些学者的认识，我们不能笼统地归结于“意识形态化”的干扰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