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胡适认为，由于中国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尽管我们全力接受西化，但结晶品还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这正是陈序经等批评他与十教授宣言一样是折中派的理由。
陈序经是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最彻底的代表。他指出，“十教授宣言”里固说“不守旧”，但事实上，却偏于复古、近于复古。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他们的“存其所当存，吸收其所当吸收”的说法，“十教授宣言”“至多也跳不出三十五年前张之洞所画的圈子”，可见，陈序经和胡适一样，也是把“十教授宣言”看成是“中体西用”的翻版。当时还有许多人从这个角度抨击“中国本位”论。
蔡元培、黄炎培、欧元怀、张熙若等人则批评“中国本位”的说法过于“笼统”、“空泛”，“易生误会”。“十教授宣言”里只说“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对什么是“此时此地的需要”没有进一步解释。4个月后，即1935年5月10日，他们在《我们的总答复》中指出“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对此，严既澄认为，如今恐怕没有一国不在努力干这三项事业，既然是一切国家共有的问题，又何必凭空加上“中国本位”四个字？梁实秋也认为，所谓中国本位的问题，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言之在前，何必另起炉灶杜撰出这样大而无当的名词来？王西征指出，《我们的总答复》所说的三项事业，可以分别归入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三民主义在此时此地的需要下成为二民主义”[40]，民权主义被抛开了。张熙若指出：“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取消‘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发展！更透彻地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41]这种分析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所谓“中国本位”，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迎合国民党当局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与道德，加强对思想文化界控制的政治需要。可以说，“十教授宣言”的政治色彩要超过其学术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