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毛仲集团的非法活动已引起朝臣的警惕。开元十六年(728),吏部侍郎齐唆对明皇说：“葛福顺典兵马，与毛仲为姻家，小人宠极则奸生，不预图，且为后患。”说完请玄宗保密，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开元十七年(729),毛仲曾经私自从太原把兵器运到京城。当时严挺之任太原少尹，他发现毛仲的反常活动立即密报玄
宗。《旧唐书》第九十九卷《严挺之传》载：“殿中监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计会兵马，事隔数年，乃牒太原索器仗。挺之以为不挟敕，毛仲宠幸久，恐有变故，密奏。"
严挺之为什么“密奏毛仲牒太原器丈”呢?因为王毛仲“不挟敕”。当时唐朝军事制度很严密，如果有某官要调动十名以上兵丁或十匹战马、或十套器仗，必须挟带三件东西：一皇帝敕书，二兵部给刺史的公文，三兵部发的鱼符。地方刺史见了以上三件东西后，把半个鱼符与刺史府的鱼符合在一起，如果合拢勿误方允许发兵。如果调器仗、军马，也同样挟带敕书、兵部公文等。
但严廷之是太原少尹(州副长官),他发现王毛仲索器仗时，只有自己机关“牒”文，而“不挟敕”,查到这种非法举动后，当然他必须“密奏”玄宗。难道说王毛仲不懂唐朝军队的老规矩吗?这当然不可能。私调器仗可能有“异图”,可能为政变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