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视为人与人之间一种约束的义务，首先约束的就是我们自己。因此，指责纯社会道德忽略个人义务是错误的，即使我们只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对他人的义务状态之下，我们在事实上也应处于对我们自己的义务状态之下。因此只有当社会自我被置于个体自我之上时，才存在社会的团结。培养这种社会自我，是我们社会责任的本质。如果我们身上没有社会的某个部分，社会对我们就不起作用；如果我们发现它就存在于我们身上，我们几乎无须把这一部分找出来，因为我们是自足的。它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不同的人身上，但没有人能将之从自己身上完全剔除掉。他也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完全知道，他力量的较大部分来自这一源泉，同时也知道，多亏了社会生活的恒定要求，他才具有了持续的能量、对目标的不懈的追求，而这两者保证了对他行动的最大回报。即使他想把社会自我剔除掉，他也做不到，因为他的记忆和想象有赖于社会在它们中植入的东西，因为社会的灵魂就内含在他所说的语言之中，因为即使无人在场，即使他只是在思想，他也仍然在对他自己谈话。
如果力图想象出一个与全部社会生活绝缘的个人，那将是徒劳无益的。甚至荒岛上的鲁滨逊实际上也一直在与他人接触着，因为他从破船中抢救出的那些物件（没有这些物件他就不能生活），仍把他保持在文明的范围因而也是社会的范围之内。但某种道德接触对他仍是更加需要的，这是因为，假如除了他知其有限的个人力量外而别无其他克服无数困难的手段，他也许很快就会陷于绝望。他从他在精神上一直依附着的社会汲取力量；他不可能看见这个社会，但它仍在那儿注望着他。假如这个个体自我一直活着并且体现着社会自我，那么，即使处于隔离状态，他取得的成果也不会亚于即使有整个社会的鼓励和支持时能得到的成果。那些为情势所迫注定要孤独一段时间且不能在自身中找到某种深刻内在生活之源泉的人，是知道“垮掉”这一不利后果的，亦即在由社会自我所规定的那一层面不能建立起个体自我。因此这些人会小心地维护着社会自我，以免它会放松对个体自我的约束。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寻求对这一方面的某种或虚或实的支撑。你也许记得吉普林笔下的那位独自住在印第安腹地茅屋中的守林员？他每晚就餐都穿戴得整整齐齐的，以便在离群索居中能够维持他的自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