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论友爱（philia，《尼各马可伦理学》，Ⅷ-Ⅸ）时，所涉及的恰恰是这种中介作用。[8]为此，我愿意沿着这条亚里士多德式的研究之路走一趟。这样的选择是切题的。首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友爱是一条通道，一方面连接着在表面上看似是孤独美德的自尊所反映出来的“美好生活”的目的，另一方面连接着具有政治特征的作为人类大众美德的正义。其次，友爱在根本上并不是一种关于情感和对他人忠诚的心理学（亚里士多德也论及此），而是一种伦理学：友爱是一种在选择的权衡中起作用的美德——一种优点——它能将自身提升为习惯，同时又不断地在现实中加以练习，如果没有这种练习，友爱就不再是一种活动了。最后更加关键的是，表现为自恋，看似与某种自身主义形式脱不了干系的友爱，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获得了解决：“幸福的人需要朋友”。这样，一直隐藏在友爱中的异他者的权利显现了出来。正是在与能力和现实化，最终与力量和行为[9]的关联中，欠缺，以及通过缺乏作中介的他人的地位显了出来。那个著名的难题：我们是否应爱自己，以便去爱那不是自己的他人，不应骗过我们的眼睛。这个疑难实际上直接指向了自身与别于自身的他人的问题。[10]对于这个已成为大众口头禅并为文学家（荷马，修昔底德，悲剧作家……）津津乐道的问题，我们可在学院的范围内，从由柏拉图的《李思篇》（Lysis ）及其继承者开始到学院派的主流人物的争论来展开。在此应该首先提出两个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