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宋代著名诗人梅尧臣的见解。他曾对欧阳修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值得指出的是，梅尧臣的见解，不但包含了“言外之意”的思想，而且承继了《易传》的“立象以尽意”、刘勰的“窥意象而运斤”的传统，总结创作实践，明确提出通过“状难写之景”的途径，以达到“含不尽之意”的目的。宋元以后极为丰富的情、景关系论，如说“诗乃模写情景之具，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乎外而远且大”（谢榛），“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古今绝唱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胡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亭皋木叶下’‘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征，轻安拈出”（王夫之）等，与梅尧臣的见解一脉相承，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围绕着“言不尽意”问题生发出来的超越语言的诗学理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通过景物描写以寄意于言外这一论点，古代诗论家还从读者接受这一新角度作了论证，如唐代皎然《诗式》中提出“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清代刘熙载又重申“杜诗只有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这是因为诗人以语言文字写景，景中含丰厚之情和无限之意，读者在阅读、朗诵的瞬间，完全被情、意所吸引，于是仿佛看不见语言文字了。此种“有血痕无墨痕”的境界，正是诗的“言外之意”的一种极致。